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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澎的博客

南方民间智库副主席、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博士科技创新研究会会长

 
 
 

日志

 
 

苏联解体二十年有关舆情分析  

2016-03-23 09:42:45|  分类: 时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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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跋:

今年是文革发生50周年,关于文革争论很多,进一步否定和翻案的要求都围绕《若干问题决议》展开。本人撰写了《“文革”发生50年舆情分析》,暂时还不能发表(争取在5.16前发布)。现在找出五年前撰写的苏联解体二十年舆情分析报告,感觉依然对现实有参考价值。

 

苏联解体二十年有关舆情分析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今年是苏联解体二十周年。20年前,这个具有93年历史、有1900万(占居民总数近1/10)党员、执政74年的共产党超级大国寿终正寝了。

2011819日,是苏联“8·19”事件二十周年的日子。20年前的“8·19”事件成为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1991年的12 8日,当时还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3国总统签订了《别洛维日协定》,正式宣告苏联解体。从此,苏联这个存在将近70年的政治巨人,退出了世界的政治舞台。

一、近期有关苏联解体二十年的研讨等活动概况

    国内有影响的大型研讨活动不多,但有关研讨的影响不小。

2011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国防大学、解放军总参谋部、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的代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等近200人,参加了此次会议。根据该项研究还制作了同名大型专题历史文献片,但没有公开放映,存在不同看法。

20114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政治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文献信息研究中心和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当代世界杂志社、红旗文稿杂志社等12家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苏联解体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俄罗斯、越南、美国、德国、保加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日本等国家的学者和来自中国的200多位学者与会。大家围绕着苏联解体的原因苏联解体的后果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三个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
    
1.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教授在谈到苏联解体的原因时强调了三点:首先,赫鲁晓夫过度批判斯大林动摇了苏共统治的合法性和人们的社会主义信仰,引发了社会层面的思想混乱,这给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可趁之机,两者相互作用从思想上制造了苏联解体的隐患。其次,对干部的选拔没有遵循信仰优先的原则,导致很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占据重要领导岗位,这是苏联解体组织方面的原因。最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上层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苏联解体、苏共失去执政地位的政治原因(直接和主要原因)。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同志也在发言中强调组织路线错误,是苏共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俄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诺维科夫特别强调了苏联解体原因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莱博维兹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营长盛认为,放弃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指导地位,放任意识形态多元化,导致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甚嚣尘上,这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中央党校教授赵曜认为,苏联解体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苏共的蜕化变质。二是领导集团的背叛。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颠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报》记者克勒尔认为,苏共20大后,苏联共产党及苏联的领导层用一种修正主义的态度解释世界上的重要对立与矛盾,并付诸于行动,一步一步解构国际和国内的社会主义力量,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树华研究员认为,苏联解体是苏共后期蜕化变质的结果。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干强从经济学西化的角度探讨了苏联解体的原因。

2.苏联解体的后果。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明研究员认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大逆流、大灾难,是人类文明史的大曲折、大逆转。苏联解体给俄罗斯人民、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在发言中指出,1991年苏联的解体打破了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社会主义运动由此丧失了第一个也是历时最长的具有替代资本主义性质的制度模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于洪君教授谈到了苏联解体对世界格局的影响。首先,苏联的解体使世界走到了美国单边霸权主义的阴影之下。其次,苏联解体后,原先两极体制对立掩盖下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存在的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等日益突出。最后,苏联解体使世界意识形态单一化。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场世界政治的悲剧,带来了沉重的全球后果,这些后果至今还在持续。莫斯科大学原副校长、社会学系主任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多博林科夫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国家战略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扩张性。保加利亚科学院院士、保加利亚社会党战略研究中心主任亚历山大?利洛夫教授指出,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是影响当代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对苏东国家和其他各国人民都带来了严重后果,改变了世界范围内各个领域的力量对比与平衡。保裔澳大利亚学者科伊乔?佩德罗夫指出,苏联解体让世界陷入最糟糕的意识形态危机,铺天盖地的极权主义宣传和对苏联领导人的妖魔化使社会主义声誉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3.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前景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教授指出,苏联的解体并没有终结也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仍然是一个由资本扩张主导的、人类利益被迫服从于资本意志的世界,这不仅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视野,而且可以说,当今世界是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描述和科学预期的世界。李慎明研究员指出,新自由主义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全球重新得到重视。大卫?科茨谈到未来社会主义前景时认为,苏联解体导致的社会主义力量的削弱加剧了资产阶级对大众福利的进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投机性的增强,这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为表现的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危机为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创造了条件。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吴恩远教授指出,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是一个悲剧,俄罗斯并没有因为拥抱资本主义而步入西方文明世界的殿堂。20年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俄罗斯发展的停滞拉大了俄罗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梁柱教授从毛泽东预言与苏联解体教训的角度谈了未来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从苏联解体中吸取几点教训:第一,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第二,毛泽东认为警惕党内特别是党的高层领导出修正主义,是防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重要手段。第三,毛泽东指出警惕特权阶级的形成,防止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是防止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要时刻警惕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指出,未来社会主义需要从苏联解体中吸取教训才能健康发展。对于肩负着复兴世界社会主义重任的中国而言,尤其需要引以为戒的有三点:第一,必须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治党治国理论。第二,必须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导权和正确的舆论导向。第三,必须始终善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越共中央对外部副部长阮孟雄博士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进行了展望。尽管社会主义在前进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困难和挑战,但按照历史进化规律,人类必将走向社会主义。与会者普遍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是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解放事业遭遇的重大挫折,而深刻认识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复兴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

二、舆论有关苏联解体二十年的主要观点

重要的意识形态网站乌有之乡收集发表了大量纪念性、探讨性文章。《当代世界》杂志《环球时报》等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环球时报》并配有题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已完全‘去社会主义化’社评。

正如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于洪君在《当代世界》发表文章的题目《苏联解体二十年,影响远未结束》一样,国内各种研究文章和言论非常丰富多彩。

影响较大、转发较多的文章有两篇冠以“二十年祭”。《经济观察报》2011430日发表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的文章“苏联解体20年祭”,指出了苏联解体的必然性及其根本原因,并从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压制毁掉了真正的理想主义面具人难以充当体制的基础、缺乏公开性损害了政权自身、民主固然不能当饭吃,但是有饭吃也不能代替民主等几个方面进行有深入的分析。文章发表后,有许多网站转发,有网友跟帖提出:“俄国人都走出来了,中国人还会远吗?”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也有跟帖用了党的领导人的话来回应: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王中宇在2010315日的科学网上发表博客文章“回望Дом——苏联解体二十年祭之四”,从信仰:自由资本主义、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期待:公众的思潮、回望Дом等四个方面对苏联解体进行了分析。认为苏联崩溃、苏东集团瓦解标志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衰落。但文章主要是借苏联解体来发挥对中国面临问题的看法,文章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国家不能只由一部分人管理,却是一个意义极为深远,但尚未找到答案的问题”。而“精英集团与社会公众的关系,是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结构的关键。”“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不是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三个因素: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和权力资源。”“社会精英集团事实上同时掌控着这三类资源。如果精英集团能自觉地承担‘家长’的责任,对公众、对全局、对长远负责,则家和万事兴;如果精英集团贪鄙自私,聚敛无度,甚至勾结外人,盗卖祖产,则家道难免中落,家人难免遭殃。”“中国历史上‘当家人’的周期性更替,使‘轮回’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引发了无数仁人志士的深思。这种深思大体可归纳为两个方向:其一,如何减缓精英集团退化、腐败的速度?其二,如何改变精英集团当家,而广大公众被动的社会结构?”

总之,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国内外都有不同看法,但基本上归纳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这是必然的,苏联建立时就埋下的解体的根子,或者是苏联体制、经济、发展方式等问题导致解体;另一类认为苏联解体是人为的,苏联不是因人民革命而解体,而是从上面被破坏的,由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的不同派系所破坏,或者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给毁掉的。

当然也有一些特别的看法。一是认为意识形态和媒体控制是重要原因。余金成、郑安定发表在2011年第4期《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的文章认为,放弃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邋遢道人”发表于2011912乌有之乡上的文章认为,苏联解体与僵化和封闭,经济凋零无关,而主要是放弃了对舆论的控制。朱继东发表在2011910日《环球时报》上的文章也认为,媒体失控加速苏共亡党,一些对反思历史特别激进的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发挥以特别作用,各种非正式出版物纷纷登台,苏共舆论阵地逐渐被蚕食。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在2011831日发表于《环球时报》的文章指出,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教训,主要体现在对地下刊物持不同政见者和“非正式组织”听之任之。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传媒政治研究所李宏发表于2011427《红旗文稿》上的文章《苏共亡党的传媒因素》认为,苏共亡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传媒领导的根本失误是重要因素。传媒成为实际意义的反对党;传媒摧毁了苏共立党的基础;传媒取代苏共引领社会的职能。

二是否定历史、否定领袖导致自乱阵脚。柳鲲鹏2011819日在乌有之乡发表文章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两个自我否定:用马克思主义否定民族历史文化,接着否定斯大林。陈晋发表于201191日《北京日报》的文章分析了普京是怎样对待苏联历史的,提到普京对外国记者比喻说,苏联解体是在泼水的时候,连同孩子一起倒掉了。普京的这个比喻借用的是马克思的名言,用在苏联解体这件事情上确实恰当。

三是体制僵化、官僚腐败动摇了政权根基。这也是当前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和权威观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的总负责人李慎明在接受《文汇报》(2011820日)采访时指出,特权阶层是苏共亡党的物质力量,苏共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梁柱发表于201148日的《思想理论教育导刊》上的文章谈到了毛泽东的预见与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认为毛泽东有“四个预见”: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全盘否定,将会导致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当1956年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时候,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它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理论的背离;毛泽东十分警惕国家政权由社会公仆向“社会主人”蜕变的危险,把苏联党和国家政权中特权阶层的形成,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主义国家还有被西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危险。

四是经济与科技落后使制度优越性丧失。KGB1986”在201196发表于《少年中国评论》上的文章认为,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落后,对科技革命的忽视,使苏联社会主义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最终为历史所淘汰。

五是综合分析各种原因。清华大学教授刘书林在2011517日发表于《环球时报》的文章总结了苏共亡党的四条教训:改革不应该丢掉党对国家的领导权;改革不应该丢掉公有制经济基础;否定领袖并非改革;改革不应指望外部力量。

六是认为是当时领导人犯的错甚至是罪过。对这种观点争论很大。有不少观点针对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主流”说法即“领导人因素说”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把苏联解体简单地归结为“叛徒戈尔巴乔夫”搞的“公开性”和“民主化”,可能导致凡是与公开性、民主化有关都对着来。

七是对比中国来谈苏联解体教训的。有文章提出,针对俄罗斯有人提出当年如果走中国式改革道路,也许可以避免苏联解体,但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否认了这种说法:“我并不认为,我们当时有别的可以选择的发展方式,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有别的什么道路可走”(“麦德维杰夫与国际政治学家的对话”,中央编译局主办:《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其实在俄罗斯内部,即便是铁杆的强硬派,当时也承认这个体制失去了民心。这才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否则很难说明近2000万党员的党会如此“弱不禁风”! 实际上,在俄罗斯左派、右派都对于前苏联“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进行了反思,认为这已成为“俄国历史上最可悲的记忆”。 一位俄罗斯学者总结说,世界历史上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人为主体的现代化”,另一种是“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 即便是在苏联最辉煌的上世纪70年代末,苏联工人的工资水平仅为美国工人的31%,居民消费水平只相当于美国的33%,“社会主义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种动员型的意识形态”。这种以人为代价的现代化是苏联模式最大的失败。

八是俄国内部的讨论对我国理论界的看法也有一定影响。20105月初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在接受《消息报》的采访时说,“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被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压制”。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搞“人的现代化”,过去那种不顾人民死活的现代化、“给国家争面子的现代化”、“领导人对军事威力的崇拜的现代化”以及为了“炫耀帝国光荣的现代化”,所有要让民众成为所谓的“国家成功”的受害者的发展模式,都被实践证明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

俄国学者们强调,在这种与朝鲜“先军政治”类似的“国防意识高于一切”的概念下,国家强大是以个体作为整体的殉道者为前提的,在钳制和驯服的状态下“造成了人民政权的错觉”。因为这一模式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它的高度集权的“强迫”动员性社会是以压制性的恐惧政策和舆论统治作后盾的,它具体表现在社会单位化、单位国家化、国家政治化,社会只不过是苏共政权附属物,是没有任何主观能动性的被动的客体。

这种社会模式必然会造成了四个后果:第一,它与理想背离,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号召力进行社会动员和欺骗,必然会导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特殊的宗教”,这就造成了它的虚伪性。这一模式是以强制作为后盾的,它用恐惧社会的压制性和舆论统治来震慑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控制人们的思想。第二,强制措施的时效性。1969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思想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组建了专项负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务是“纠正一切意识形态的偏离倾向”),但是人们的“免疫”程度却大大提高了,人们已经厌倦了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顶端的腐败与伪装,使政府和政治家没有了早期领导人的道义感召力,他们的“刚性”因为官僚主义的实用哲学和“去意识形态化”物质追求和权力追求而显得“底气不足”了。由于恐怖效应,这种体制必然会造就大量的“面具人”和“两面派”。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面具人”是这个社会的一大特点。第三,这种体制形成的“社会国家化”的同构性结构组织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脆弱性。第四,仅仅发展经济是不够的,人们常说,苏联剧变是因为经济没搞好,它倾尽全国之力去和美国搞军备竞赛,过高的积累率导致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满导致了剧变。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没有自由会比有自由没有平等更能创造稳定的社会。120名流放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都是衣食无忧的贵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造反。所有的统治者一直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只有执政者适应历史的面貌,而不可能使历史的面貌符合执政者的观念。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20年后,当俄罗斯人谈及1991年那次失败的政变时,愈来愈多人怀念前苏联作为全球强国的时代;对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人民而言,前苏联的生活保障、社会平等仍深值惦挂,但他们同样珍惜独立的身份,并为此感到高兴。据莫斯科民调机构W ziom最新调查显示,现在有20%受访俄罗斯人希望恢复到苏联时代的超级大国地位,相反在10年前,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仅有16%

另有网友在进步社会发表《灾变冬天:苏联政变解体后惨状数据大全》以汇编的各种数据来说明苏联解体的后果和影响。还有一些文章采用类似的数据分析法。

三、值得关注的苗头性、倾向性言论

在苏联解体二十年的讨论中,值得关注的一种言论是将中国与苏联对比分析中出现的特殊观点。一是指责国内的某些媒体。网友“克尔白的悬诗在发表于20101215乌有之乡的文章提出了一个“苏联末期的‘南方系’这么一个奇怪的概念,文中有这样一些语句:这些年在南方系和《春秋大法》等杂志控制的平面或网络媒体上,到处可以看到对中国革命史及其革命符号的解构,耸人听闻的各种历史真相翻着花样地出现,而且使很多人都信以为真;《论据与事实》类似于我国的《春秋大法》杂志;今天中国的南方系和《炎黄春秋》等杂志对第四点符号空间改造法情有独钟;不久之前曾闹腾过一阵卡廷森林惨案事件,我国的南方系也是不甘人后,积极响应;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体的头头们过去也大都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和忠诚的列宁主义者。感觉作者虽然在评说苏联解体时期的媒体,但影射的是国内的某些媒体。

二是认为腐败官僚不怕亡党。网友“我是中国人123”发表201191乌有之乡的帖子提出:“苏共的昨天,会是中共的明天吗?”帖子称,在苏联共产党和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特权阶层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殊利益并使之合法化,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推动放弃社会主义,走全盘私有化的资本主义道路。1991年,莫斯科上万名大富翁中,大部分是原来的党政干部。同年6月的一份调查表明,在苏联高层干部队伍中,79.7%的人已经认为应该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革了苏共的命。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大批干部摇身一变成为俄罗斯显贵,他们占了新总统周边高官总数的75%,新政党领袖中的57.1%,新政府官员中的74.3%。苏共特权阶层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苏共对特权阶层从很少遏止,到不打击,再到庇护纵容,结果导致了这一瘟疫在自身肌体上迅速发展蔓延。当苏共已被自己的毒瘤腐化变质的时候,它自己就已被人民所唾弃。事实上党内大多数的中高层已经形成了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掌握着政治特权,他们的亲属子女及依附他们的官僚资本,大资本掌握着全国大多数经济利益,金融,地产,石油,铁路,电力,交通,国企也只是他们的幌子……当人民不能忍受腐败的时候,当党的名声臭了以后,他们可以扒下党的外皮,换个身份继续统治人民,他们的特权和经济利益不受损……。类似的观点还有意犹未尽的《腐败分子为何不怕亡党亡国?》,jp166的《为和演分子画像》等。

三是号召进行阶级斗争。宋新滨2011721日发表于乌有之乡的文章《警惕第五纵队”——读〈第三次世界大战〉有感》中提出,苏联垮台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抵挡住美国发动的信息心理战(冷战);在这场信息心理战中,苏联最危险的敌人既不是西方势力,也不是国内的反对派,而是苏联共产党自己所供养的意识形态专家们!文章最后说,实际上,整个走资派都起了“第五纵队”的作用。忠于革命、正直的共产党人只有坚决开展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才能保卫党和社会主义,才能保护人民!——“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的李伟在2011713日就乌有之乡转发他的文章《从苏共亡党我们学到了什么?》致读者信表明,“我是不同意《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一书关于苏共亡党根本原因的论断。我与该书的分歧,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法、研究方法上的不同造成的。这里涉及到现象和本质,结果和原因,形式和内容,这样几对哲学范畴和方法上怎样运用的问题。”在他的原文中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等人导致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披着共产党外衣的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代表的也就是这样一群人。他只代表苏共党内外资产阶级,是苏共党内外资产阶级的领袖。”他们灭亡苏共的主要手段可以概括为“苏联的演变和解体就是从否定斯大林来扰乱和瓦解苏联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年导致苏共亡党亡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斗争的核心是政权问题。”灭亡苏共的主要力量是来自苏共党内资产阶级,如果只有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拥护资本主义,他们永远也夺取不了政权。“苏共亡党亡国为世人展现了一幅社会主义社会演变﹑复辟﹑倒退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图景,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了一个真实的感受和全新的认识”。

四是借苏联领导人来影射中共领导人。网民“救民族于水火之中”在2011720日发表于乌有之乡的文章《列宁就算真的曾经当过一段德国间谍,那又如何?》中运用大量史料来分析近年来对列宁的指责,在文章结尾指出:更应该被记取的是:是斯大林,最终在苏俄内战结束后不到20年的1940年,收回了所有的一寸不少的当时在《布列斯特条约》中不得不承认丢失了土地!20年后,斯大林为列宁复了仇,复仇复的顺顺利利,斯大林最终完成了列宁的遗愿!!

 琉球渔民”在2011711日在乌有之乡发表帖文《谁将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对“中国混乱丑陋的现状”做了描述:“1、猫论带来的不择手段,人不为已,天诛地灭,让团结就是力量靠边站;2、国企改革让数千万工人下了岗,从自结束了无产阶级执政地位,沦为资本家剥削的奴隶,回到了解放前;3、房地产的泡沫让房价上了天,物价飞涨,人民币对内不断贬值,再次搜刮人民的财富,对外不断升值(已升值23%),30多年卖家底换来的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彻底让中国人民回归解放前,进入水深火热中,但我们却为了日本人民生活不顾后果的同意进口核辐射区的日本食品;4、对内强硬打压民众,对外妥协,纵容贪官污吏,数千万妇女再次从事解放前的卖身生活,数十万贪官带走数万亿财富移居海外,不断搞金钱外交却朋友越来越少;5、在没有任何安全证明的前提下,很多实验证明转基因食品将影响人类生育能力,擅自推广种植从西方引进转基因玉米水稻食品,将中华民族此于何地,目前中国人的不育不孕已经从30年前的2.5%上升到20%左右,这就是现实”。帖文最后提出:“这些就是西方势力对中国的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目的就是分裂中国,推翻共产党,不少领导高层一步步的实施,他们就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是中国分裂灭亡的带路人……”

丛水阳2011429日发表于乌有之乡的帖文《怎样正确看待当前左派内部的分歧?》提出,“应该对于修正主义给予新的、特定历史环境的新定义: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公有制、出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汉奸卖国贼以及中国共产党内的腐蚀变质分子、文化领域的汉奸文人及一切阴谋推翻中国共产党、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集团及个人,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变种!全国人民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地歼灭之!”

    另外,一些零散的言论在各种场合出现。有网友提出,人们没有说什么的自由、写什么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么的自由、不听什么的自由。他们没有宣传自己思想的权利,但是可以有避开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有基层政室负责人指出,“实不是党脱离群众,而是群众脱离党”。也有基层宣传部干部指出,对待民众意见,考验党的胸怀,能否做到海纳百川;也体现了党的领导干部的心态,能否接受不同意见;还反映了党员干部的态度,是唯上,还是唯下。

有知名网友提出,目前中国领导最怕的是“广场运动”,因此,对广州新塘外来农民工闹事及时打压;对“茉莉花革命”的有关召集都严加控制;对大连PX散步行动也立即回应承诺搬迁。

广东一位市委书记提出中国需要的是稳定十年,而不要搞太多改革新花样,把社会搞乱了。美国人最怕中国再稳定发展十年,到那时中国在世界上说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有些专家不断提的改革要求,实际上是帮美国人说话,我怀疑他们是美国人派回来的!

四、加强舆论引导和做好有关工作的建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总负责人李慎明提出,研究苏联解体,对我们党保持先进性、保持长期执政非常重要。总结和分析这一最大的悲剧事件,起码我们应该汲取以下经验教训:首先,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反对各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次,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三是必须坚持把最高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国家和民族的人手里,高度重视培养年龄结构合理的接班人。四是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五是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六是必须高度警惕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阴谋。
   
据美国学者鲁道尔夫对1968-1970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样分析,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7个方面:政治民主、民族权利、人权-社会法制、宗教自主性、创作自由、发展和理性、生活质量。这里“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是这些诉求中的最后一项。显然,从人的需求层次来看,现代中国人对生活质量、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政治参与的要求和热情是非常广泛和多元化的。

总的来看,苏联解体引发的各层面的深思是综合性的,而且是与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的。

因此,对今后的有关工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科学地、综合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中国社科院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虽然仍有不同意见,但采取的是综合分析的态度,而且有实地调研,有一定权威性。这样的一种主导性研究仍有必要开展。当然也要让不同的意见表达出来,毕竟各种角度的研究都可能提供新的视角,更能发掘出历史真像,提出相关的警示。

二是加强舆论引导,尤其是对中国现实的对比研究。对苏联解体二十年的研究不少都提出了中国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还有一些研究主要是针对中国现实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可能有些言论较为偏激,甚至是非常带有盅惑性的观点。对这些言论应该密切关注,包括其在网上的流传情况。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意识形态理论要有更科学的分析和宣传。现在对传统经典理论有了更多的探索和质疑,这是现实发展的必然结果,但问题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涉及到国家根本制度问题甚至是党的存在合法性问题。因此,如何在研讨的同时,坚持重大问题上的原则,这是苏联领导人没有处理好的,也是我国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必须在理论工作中予以充分重视。

四是坚决打击腐败问题。最容易激起各个阶层一致反对的可能就是腐败现象,这也是苏联体制崩溃时没有党员站出来维护党的领导的重要原因。这是动摇执政党根基的主要方面,显然保持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比任何理论说教都管用。

五是坚持效率与公平的统一。虽然中国的问题是发展问题,但比以前富裕很多的中国存在的问题不比以前更少,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到了矛盾凸现期的体现,也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将遇到的发展方式转型的压力所在。如何通过更多强调公平来体现社会和谐,协调各种利益,将是治国执政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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